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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司政治的牺牲品  

2006-03-17 13:09: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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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司政治的牺牲品

 

曾经有一个贫困的农民,凭着机会与胆识,搞了一个手工作坊,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其中经历了几年买方市场的暴利之后,在一个本来很小的行业里,做成了全国最大的企业,进而成为集团公司。集团业务涉及到房地产,酒店,娱乐,制造及高新科技等多个方面。这是中国特色的创业故事,也是许多民营企业共同的文化背景,创业者功成名就之后,虽然贫困不在,但农民依然,许多老的故事就在这个背景下酝酿了,产生了,许多新的故事也会在这个背景下酝酿着,产生着,特别是许多高学历知识分子的诞生,一种新旧势力的争夺之战就拉开了,从长远来看,新势力的取胜是必然的,但对个体来说,对仅仅几年,十几年的工作来说,这样的争夺之战,谁都没有必胜的信心,而且对新势力考验甚至更大。

王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管他多么希望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步步往上升,不管他对工人多么友好,力图为他们的利益多做些事,但他都成为了公司斗争的失败者退场了。

 

 

王清描述:

 

四年前,我与同校的三个校友应聘到这家集团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里工作,我之所以看好这家公司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知识的需求市场:虽然经过了十几年发展但低技术劳密型的企业生产使得公司的管理层次低下,除了技术部一位返聘过来的国企的退休老太、一位从军队转业过来的生产副总以及新招来的一位技术人员是大学生外,其他职能部门的经理都是小学或者初中文化。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我希望自己能够如公司所设想的那样,给企业带进新的活力,所以我并没有去考虑存在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切都因为自己的想象而显得格外的完美无暇前程无量。

当年单位共招了六名应届大学生,除了我校四名外,其余两名分别来自华北电力大学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因为是首次招聘应届大学生,所有的人对我们的到来都表示格外的热情与好奇,因此我们也受到了诸多的照顾。当时生产副总要求我们从车间底层做起,但是老太却技术部门力量薄弱,需要及时进行补充,而且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没有必要非得从车间开始为由就将我们直接安排到了技术部。

我们都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我们思维方式严密而宽广,同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这帮工人所不能想到或者不可相信的,所以将他们那里的不可能变成技术的可能性不是一件稀罕而且很难的事,经过几次由“不可能”到“可能”的转变之后,我们在单位的价值就逐步得到认可,地位也日趋稳定。

如果我们只安心的工作,顺从单位潜在规则发展下去,那么在老板的眼里我们肯定会成为一群忠心合格的员工,后来所有发生的事都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在讨生活,而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价值的提升与实现也不在于老板的给予而在于自己的创造,所以,当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我们就有了提前转正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并不违反当时公司对我们的承诺。于是我们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在末尾六个大学生一起签名,这份报告由老太交给副总进而上交到总经理那。

这份提前转正的申请报告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相反,它揭开了两种价值观念对撞的序幕。几年之后已经作为一个部门经理的我重新来考虑这件事时,我得承认我们在形式上犯了一种错误,因为我们还必须承认六个大学生之间彼此的差距,除此之外我们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真诚而且善意的。如果现在在我管辖范围内有这么几个大学生重复这样的事,我会为他们感到欣慰,即使我不能全部实现他们的要求,但至少我会教育他们,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在尝试着去把握自己的价值,因为一次对自己价值的把握就是下一次价值的提升,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我记得当时的老板十分生气,他将我们的行为视为一种集体的造反,是对现有公司制度的挑战,为此他给我们两个选择,要么每个人都写了一份三千字的检讨,从思想的暗角到灵魂的深处来剖析自己的行为,要么就是集体开除,户口退回各自的老家――这是我们几个农村出身的学生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大家就妥协。

作为一种对我们的认可也好,作为一种对事情的抚慰也好,在转正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与那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被批准提前转正。

在我转正的那会,老太已经离职回家休养去了,新招来的技术人员接管了技术部成为了经理,一个人大的EMBA接管了生产副总之职不到两个月因为得罪了老板也被开除走了,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的招了进来管理采购部并在一段时间内得到重用,但因为得罪了部队转正的那个副总,所以也被开除了,好在走的时候还没有扣他的工资。现在来评价这个人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他的一些工作模式,表格什么的还被以后的二年里三个采购部经理所采用,直到老板的同学当了经理,采购部才稳定至今两年的时间没有人事变动。

一连串的人事变动,足以说明树大招风的道理,如果不是根深蒂固,那么很快就会连根拔起,但至于我们这些小草,还是生活在风雨无忧之中的,直到有一天,我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人奉承,有人羡慕,有人嫉妒的时候,这种风吹到我身上,雨也淋到了我的心里。

第二年,技术部经理兼了生产部经理的职务,我因此被安排去辅助他进行生产管理,从而开始了自己从技术工作到管理工作的转变。半年以后,经理被提升为生产副总,我也被升职为生产部副经理,负责了所有生产的事务安排。虽然说我与经理两个人都得到的升迁,但因此而成为了那帮功老元臣们眼中钉肉中刺,大有除之而后快架势。

生产系统是一个很混乱的部门,虽然给车间工人进行计件计酬,但以前分管生产的两个部门经理都是公司刚创业时的老职工,位高权重,所以他们将工人工资随意据为已有,但因为老板的默许与庇护,所以车间工人对此忍气吞声。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我准备对生产部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包括车间的作业方式及工资的分配方式。这种新的制度一经实施,它的优越性就马上得以体现,车间加班基本上不用加班了,工人工资大幅度上涨,所以在新政策实行不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老板就开始降低计件价格了。这无疑增加了我的工作难度,但是最难的事还是老板对我的不信任。

车间的那些大组长,都是老板的长期员工,而且他们在以前的分配制度下都只可以得到自己额外的好处,现在我打破了他们潜在规则,所以他们也梦想着回到以前,所以多次向老板讲我的坏话,老板听信他们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对车间工资的发放进行了四次清查,但每次都没有找到任何对我产生存在不利的碴子。由此可想而知,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阻力了,而且当时生产副总也受到排挤,他自己都在风雨摇动根本就没有能力来给我们挡住一些风雨,于是我们两就成为一对落难的孤儿。

在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里,至少是在这个公司,企业关系的建立并不是看你有多能干,而看你与这个家族的关系怎么样。四个兄弟就是四个老板,每个老板都在企业里安置了自己的亲信,亲信们的相互排斥与拉拢就成为了企业关系的主旋律。现在我想,我与生产副总的升职,也许是别人拉拢的一种手段,有人在等着我们在升职之后去敬忠,去宣誓,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点,当然想到了我也不会去这么做,结果在他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失望了,他认为莫须有了,认为不为已用,绝不为他人所用,于是我与副总也就绝处绝不逢生。当然,这是出于情而悖于理的,中国有句古话讲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让我去管理生产部,那么在我上任伊始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树立我在车间的形象与威信,因为每个公司都得为一个新人的启用而决定承担一定的损失和风险,即使我真出了错,也不应该大张旗鼓的进行处理。可是在我们公司,因为车间几个老工人的闲言闲语就对一个部门经理进行清查,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最可气的是每次清查之后并没有对外公布我的无辜,也没有为我的清白与公正进行奖励即使是表扬。而事实上,我的管理是很人性的,而且生产效率的提高让公司先后两次降低生产成本,产品的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然而这一切都构不成重用我,支持我工作的理由。

半年之后,因为六环路的拆迁,负责原材料加工的另一个生产分部搬回到厂本部,生产部就成为了一个大的部门,统一的生产部需要一个人来全面负责,而这个人选,我是群望所归的。我得承认,这并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才能或者过人之处,而是因为那个分部的经理心胸十分狭隘,为人过于阴险霸道,贪得无厌,视工人工资为自己的财物。他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管理:当初我带四十人去分部,现在被我开除得只留下一人!!!当然别人都知道,那新来的几十号都是他的亲戚或者村里的邻居——这就是他的管理。

后来我没有当上生产的经理,但在宣布那人当生产经理的时候,整个车间发生了一次全面的大罢工,工人们的说法就是与他势不两立——这还是与我无关——只出于他们十几年的积怨以及他们将面临的暗淡无光。结果车间的大组长被开除了,同样没有别的解释,只是因为那人是老板母亲的干儿子,或者后来用从部队转业的那个副总的话说,生产部经理就是给他留着的,呜呼

从此我就多了一个没有小学文凭的领导,一个只会命令的领导。最可气的我与生产副总花了近一年的时候所建立的各种工作机制,酬薪发放方式也毁于一旦。他的老乡如潮水般的涌了进来,工人数量剧增,当月车间工资直线下滑,工人失去信心,工作散漫,加班到十一二点还不能按期完成任务,于是又加人,工资再次下降。如此恶性循环,有技术的工人纷纷离厂,新来的又没有经过培训,加之长时间的加班,工伤事故频出不穷,从他接手的半年时间里,工伤出了十七起之多。

曾经在我下面工作效果与工作状态都十分良好的七个组长,也相继以各种理由开除了。随着他们的流失,而厂里没有任何作为哪怕是简单的一声问候都没有的时候,我想到军阀与专制,同时也意识到该我离开的时候了,这里既没有让我值得留念的待遇,也没有给我提出一个良好的愿景,我的存在,只是别人心里长着的一棵刺。

2003年过完春节,我就没有打算去上班了,向单位请了假,为我女朋友打理一个店面,当时我听说在集团的人事会议上不仅提到我的问题,还提到了与我同时升迁的副总的问题,他当时很有被开除的可能,只是后来江西有个厂没有人管理,就将他外放了。听到这个信息时,我有点黯自伤魂,我不是在担心自己的将来,也不是在留恋过去的什么东西,如果继续留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一定会被扭曲被丑化的,真让人后怕。我走的时候给老板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离职报告,在报告中我一方面毫不客气的阐述了单位的隐患与弊端,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曾经被他们称为新鲜的血液,一方面我也告诉了老板,他可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但他不应该亵渎别人的人格,人人是平等的。

两个月后,我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了,辞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为什么辞职》第10章“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采访:邱恒明 

讲述:王清  本科   湖南人    28   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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